反對種族主義 反對地域仇視
左仁 社會主義行動
本年七一40萬人群中，就有一隊若五百人的隊伍高舉港英旗，他們宣示對香港回歸以來不民主和不平等的不滿，同時夾雜住對港英統治年代的幻想和排斥內地人的右翼民粹。這并不是新的現象，零三年50萬人上街反對廿三條時，零星的港英旗曾經在游行隊伍上出現。在今天一片更高漲的反內地人的右翼民粹浪潮下，趨生了新的政治力量「香港自治運動」。雖然香港自治運動表示自己舉起的是「龍獅香港旗」而非港英旗，并指自己主張的是真正的自治而非香港獨立，否認其「戀殖」 的政見。在網路上有更「激進」的港獨派，與「香港自治運動」有著不少的辯論，然而兩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支持者互相重疊，政治意識膠著錯亂。他們的支持根基均來自於香港的一片反內地人的右翼民粹。
近年，中港資本融合下兩地間人口流動愈趨頻繁，政府政策為了吸納內地的市場和消費能力，打擊了中港兩地而造成的各種社會問題，「香港自治運動」利用群眾的憤怒，并將之扭曲為反內地人的情緒，獲得了不少支持。然而，今天香港的不民主政制正是港英政府遺留下來的，目的是以偽民主的花瓶遏制反抗運動，同時又可以保障資本家壟斷政治的利益，所以高舉港英旗爭取民主本身是自相矛盾。對中共獨裁的痛恨，加上泛民政黨沒有戰意，是他們增長的重要因素。
「香港自治運動」 雖然表示反中共，又向香港警察施壓，但敵人的敵人不一定是朋友。長遠來說，這些零散的行動可以被組織起來，成為更有意識的政治運動，將會令民主運動和工人運動更為復雜紊亂，而非幫助運動。
「香港自治運動」起初在網路興起，繼而主要在中產階級和激進青年得到回響，開始成為右翼民粹的政治代 表，以反對內地人爭取支持。雖然此網絡尚未形成鞏固的組織架搆，主要是在社交網路上發表反內地人的言論，并以各種名義在網上動員零碎的行動抵制內地人。嶺南大學教授陳雲早前出版了《城邦論》一書，內容主要提倡種族主義的香港文化優越論，反對內地人「滲透」香港沖淡本土文化，強調香港人要與內地分離，以求自保，無視中港兩地的政治連系和群眾反抗的團結，實質上將軟化了的極右民粹包裝起來。這書成為了「香港自治運動」支持者圍繞拜讀的著作。
不同於早前煽動種族主義反外藉家佣的建制組織「愛護香港力量」，香港自治運動相對獨立於建制政府的操控，而其反內地人的情緒在民眾中得到更大的回響，因此其行動有著更大的自發性，有不少不滿中港資本融合的民眾真誠相信其「自治」理論，以為香港可以無視內地政權的箝制。
反政府的民粹面紗
「香港自治運動」利用群眾反對中共獨裁政權的義憤，混合反內地人的反動意識。因此其言論包含大量激進的反中共及反港府的修辭，有時亦包含反對地產霸權和反對親商政策的仇富言論，但目的是將所有社會問題歸究內地人，并提出所謂「城邦自治、保衛香港」的論調，支持加強中港兩地邊境限制兩地來往，甚至當中有極端分子認為要全面驅趕內地人回到中國內地。
政府的親商政策造就了客觀因素，讓反內地人的種族主義得到回響。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以來，政府為了吸納內地資本，不斷推出優惠內地富有階層的政策，梁振英上任后則變本加厲，以討好他自己的權力根基 – 內地「紅色資本家」。本年初「雙非孕婦」來港產子激發了一片反內地孕婦的情緒，但香港政府對公營醫療資源投放不足的惡行，卻被歧視內地人的「反蝗蟲論」掩蓋。
這種反內地人的民粹往往披著「反建制」的面紗，吸引了不少不滿政府而感憤怒的民眾。由於資產階級反對派對結束一黨專政只作隔岸的搖旗吶喊，沒有實際的行動和綱領去團結。中共現時推動的資本主義市場發展正合民主黨和公民黨等反對派的經濟理念，故此它們對反中共獨裁都沒有清晰綱領去改變中國的政經制度，只能喊空泛的口號和擺無力的姿態去應付群眾。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后，民眾一直對中共的深痛絕惡，同時恐懼內地獨裁蔓延香港，但欠缺真正改變國內制度的政治領導下，香港群眾對連結中國的民主運動難免失去信心，因而產生了「城邦自治」的不實幻想，誤以為香港可以獨善其身，不向中共鬥爭就能擺脫獨裁政府對政治和經濟的箝制。
中共對於高舉港英旗的示威者感到忐忑不安，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十八大會議的政治報告中更表明要「防范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11月，時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的張曉明（現為中聯辦主任）撰寫文章《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解讀中共十八大指導方針，當中呼吁香港應適時根據《基本法》第23條通過國家安全法。前《基本法》起草委員許崇德昨在北京表示，香港有部分人受外部勢力操作，指香港應盡早為廿三條立法。張 曉明在文中又指：「必須嚴正指出，「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實質，是激進反對派在政制發展上對國家憲政體制的挑戰，是具有＂港獨＂傾向的危險玩火行徑。…… 反對派仿效‘台獨’勢力的例子搞‘公投’，是故意模糊香港的法律地位，不但是要把香港搞成獨立的政治實體，而且是要步‘台獨’后塵的玩火行徑。」
可見，以中央政府打擊異見的傳統，傾向將大部分反對政府的組織打成「外國政治勢力介入」，因而將前年五區公投的民主運動與「港獨」力量混為一談。這種錯誤分析，令中央政府似乎高估普遍民眾對香港自治或獨立的訴求。 北京的代表夸大普遍人民對香港自治或獨立的渴求，正如他們夸大在西藏和新疆的「恐怖分子」，以合理化更大力的鎮壓。北京現時以「親英」和獨立勢力作為稻草人，以加速為廿三條立法。但政府神經質的反應除了為右翼民粹的政治勢力作免費宣傳外，還為進一步為他們營造反專制（反廿三條）的形象。雖然「香港自治運動」受中共點名批評，但敵人的敵人不一定是朋友，工人階級必須認清「反蝗論」不僅不能為反一黨專政提供方案，反而分裂中港兩地民眾的團結，削弱反對專制獨裁和資本剝削的抗爭力量。
香港由殖民時代主權移交至中國政府后，不但沒有在政制上發展普選權利，且一再被中央直接干預香港政治而拖延，而中央政府日趨加大對香港新聞及言論自由的箝制，對中共的厭惡和無奈轉移成為緬懷港英政府。隨著香港及中共政府墮入危機深淵，群眾日趨激進化并積極尋找新的政治替代，令政局版圖有所轉移，趨生新的政治勢力和意識，令不論是建制還是反對派的主流政黨欲追及形勢卻力不能及。左翼的政治力量在香港疲弱，不但未能填滿政治真空，更莫說左右民主運動的大局，結果讓右翼政治力量有膨脹空間。
將社會問題歸咎內地人的詭辯
近年政府為了開放旅游業和房產業的內地人市場，促進內地富有階層赴港消費，讓財團謀取更多利潤。推出不少傾斜內地富有階層的政策，例如「新界東北發展計畫」將三塊東北土地讓予地產商以商業用途發展，但泛民主派以「割地賣港」的空洞口號作賣點，客觀上附和「香港自治運動」的荒謬論點：這是內地政府將內地人移植香港沖淡本土文化的陰謀，藉以激發香港人排斥及驅趕內地人的地域仇視。
社會主義者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畫，但我們建基於反對互相勾結的中港兩地的資本家。事實上，支持梁營的香港資本家、新世界發展商鄭家純在發展項目中擁有大批土地，可見兩地的資本家，將矛頭指向內地民眾只是轉移了視線，讓兩地的資本家得以喘息。
此外，近几個月在上水火車站抗議，要求警察驅趕來自內地的水貨客的「光復上水」行動，其表達的訊息是香港的社會問題根源自於大陸，因此要求中港兩地隔絕來往，將食品安全、物價通漲、兩地市場供應失衡等資本主義問題簡單歸咎於內地人。示威中亦有港英旗揮動的影子，也有「香港自治運動」的支持者，甚至依靠「港人優先」的民粹口號獲勝的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也曾到場支持。活動甚至蔓延至其他購品區車站和旅客區。示威者表示不滿警察包庇內地人及執法無效，向警方施加壓力要求加強執行。行動中不少示威者的口號包括「中國人滾回中國」、「香港我主場，陸客請離場」等，沙文主義色彩極為濃厚。
語言和文化，例如香港商店、公共交通和路牌為了方便，愈來愈多使用簡體字和普通話拼音。「香港自治運動」的支持者常謔稱簡體字為「殘體字」，并指責商店和政府偏袒內地人的文化。然而，這實際上是政府為了帶動旅游業而促進財團制造利潤的結果，資本輸出連同文化輸出至其他地方，是各地皆有發生之事。要捍衛真正的文化和語言的權利，必須通過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
「香港自治運動」的意見領袖陳雲強調香港人的文明文化源自於港英時代的發展，因此比「野蠻的」內地人更為優越。雖然「香港自治運動」現時并非法西斯主義組織，但這種以「文化優越」煽動民粹的手段，是歐洲極右組織（例如意大利的北方聯盟）煽動種族主義的慣常手法。
意大利的「北方聯盟」亦是以煽動北部民眾的地域仇視，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歸咎於中央政府偏袒南方窮人的利益，并支持北方有財政和管理稅收的經濟「自治」權力。北方聯盟的民粹蠱惑亦包括今天的法西斯主義者常用的「文化優越論」，指意大利南部的人混雜阿拉伯及非洲裔的血統，因而天生較為低級。這與香港自治運動的慣常用語一脈相通。
社會主義的方案
社會主義反對種族主義以及國家和地域的沙文主義，因為這只會將群眾對政府和資本家的憤怒轉移至其他地方的普通民眾身上，削弱工人階級團結斗爭的力量。
右翼民粹分子經常抹黑左翼分子為「大統一主義者」。事實上，社會主義者支持民族自決權，如果大部分群眾要求獨立和自治權利，我們會捍衛這個民主權利。但是我們強調真正的自治權利只能通過團結中港以至國際的工人階級的鬥爭獲得，而非兩地人民互相排斥而割裂鬥爭的團結。社會主義者支持民族自決權利，包括在多數人支持的條件下，分離一個國家的權利。但現階段這不是大多數香港群眾高度支持的訴求。
對工人運動來說，每時每刻提出的口號要能提升其鬥爭意識和建立工人階級的團結，跨越民族和國家邊界，以擊倒資本劣豪和中共獨裁。未來隨著中港兩地形勢有變，社會主義者必須靈活改變策略以緊貼群眾的意識。
部分左翼分子指香港和內地的漢人為同一種族，因此沒有民族自決的議題，但這是錯誤的，群眾對於民族身分的意識會隨著不同的經濟條件和文化因素而形成，正如香港人經曆過英殖時期的統治，逐漸形成獨立的「香港人」身分認同，我們不能否認。
民族和地域衡突在資本主義下是不可避免的，這制度創造「贏家」和「輸家」，并往往以分而治之的手段維護統治利益，所以唯一的解決方案是推翻資本主義，并建立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這制度下所有國界都是建基於自願的聯合，而非強迫性的。
左仁 社會主義行動
本年七一40萬人群中，就有一隊若五百人的隊伍高舉港英旗，他們宣示對香港回歸以來不民主和不平等的不滿，同時夾雜住對港英統治年代的幻想和排斥內地人的右翼民粹。這并不是新的現象，零三年50萬人上街反對廿三條時，零星的港英旗曾經在游行隊伍上出現。在今天一片更高漲的反內地人的右翼民粹浪潮下，趨生了新的政治力量「香港自治運動」。雖然香港自治運動表示自己舉起的是「龍獅香港旗」而非港英旗，并指自己主張的是真正的自治而非香港獨立，否認其「戀殖」 的政見。在網路上有更「激進」的港獨派，與「香港自治運動」有著不少的辯論，然而兩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支持者互相重疊，政治意識膠著錯亂。他們的支持根基均來自於香港的一片反內地人的右翼民粹。
近年，中港資本融合下兩地間人口流動愈趨頻繁，政府政策為了吸納內地的市場和消費能力，打擊了中港兩地而造成的各種社會問題，「香港自治運動」利用群眾的憤怒，并將之扭曲為反內地人的情緒，獲得了不少支持。然而，今天香港的不民主政制正是港英政府遺留下來的，目的是以偽民主的花瓶遏制反抗運動，同時又可以保障資本家壟斷政治的利益，所以高舉港英旗爭取民主本身是自相矛盾。對中共獨裁的痛恨，加上泛民政黨沒有戰意，是他們增長的重要因素。
「香港自治運動」 雖然表示反中共，又向香港警察施壓，但敵人的敵人不一定是朋友。長遠來說，這些零散的行動可以被組織起來，成為更有意識的政治運動，將會令民主運動和工人運動更為復雜紊亂，而非幫助運動。
「香港自治運動」起初在網路興起，繼而主要在中產階級和激進青年得到回響，開始成為右翼民粹的政治代 表，以反對內地人爭取支持。雖然此網絡尚未形成鞏固的組織架搆，主要是在社交網路上發表反內地人的言論，并以各種名義在網上動員零碎的行動抵制內地人。嶺南大學教授陳雲早前出版了《城邦論》一書，內容主要提倡種族主義的香港文化優越論，反對內地人「滲透」香港沖淡本土文化，強調香港人要與內地分離，以求自保，無視中港兩地的政治連系和群眾反抗的團結，實質上將軟化了的極右民粹包裝起來。這書成為了「香港自治運動」支持者圍繞拜讀的著作。
不同於早前煽動種族主義反外藉家佣的建制組織「愛護香港力量」，香港自治運動相對獨立於建制政府的操控，而其反內地人的情緒在民眾中得到更大的回響，因此其行動有著更大的自發性，有不少不滿中港資本融合的民眾真誠相信其「自治」理論，以為香港可以無視內地政權的箝制。
反政府的民粹面紗
「香港自治運動」利用群眾反對中共獨裁政權的義憤，混合反內地人的反動意識。因此其言論包含大量激進的反中共及反港府的修辭，有時亦包含反對地產霸權和反對親商政策的仇富言論，但目的是將所有社會問題歸究內地人，并提出所謂「城邦自治、保衛香港」的論調，支持加強中港兩地邊境限制兩地來往，甚至當中有極端分子認為要全面驅趕內地人回到中國內地。
政府的親商政策造就了客觀因素，讓反內地人的種族主義得到回響。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以來，政府為了吸納內地資本，不斷推出優惠內地富有階層的政策，梁振英上任后則變本加厲，以討好他自己的權力根基 – 內地「紅色資本家」。本年初「雙非孕婦」來港產子激發了一片反內地孕婦的情緒，但香港政府對公營醫療資源投放不足的惡行，卻被歧視內地人的「反蝗蟲論」掩蓋。
這種反內地人的民粹往往披著「反建制」的面紗，吸引了不少不滿政府而感憤怒的民眾。由於資產階級反對派對結束一黨專政只作隔岸的搖旗吶喊，沒有實際的行動和綱領去團結。中共現時推動的資本主義市場發展正合民主黨和公民黨等反對派的經濟理念，故此它們對反中共獨裁都沒有清晰綱領去改變中國的政經制度，只能喊空泛的口號和擺無力的姿態去應付群眾。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后，民眾一直對中共的深痛絕惡，同時恐懼內地獨裁蔓延香港，但欠缺真正改變國內制度的政治領導下，香港群眾對連結中國的民主運動難免失去信心，因而產生了「城邦自治」的不實幻想，誤以為香港可以獨善其身，不向中共鬥爭就能擺脫獨裁政府對政治和經濟的箝制。
中共對於高舉港英旗的示威者感到忐忑不安，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十八大會議的政治報告中更表明要「防范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11月，時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的張曉明（現為中聯辦主任）撰寫文章《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解讀中共十八大指導方針，當中呼吁香港應適時根據《基本法》第23條通過國家安全法。前《基本法》起草委員許崇德昨在北京表示，香港有部分人受外部勢力操作，指香港應盡早為廿三條立法。張 曉明在文中又指：「必須嚴正指出，「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實質，是激進反對派在政制發展上對國家憲政體制的挑戰，是具有＂港獨＂傾向的危險玩火行徑。…… 反對派仿效‘台獨’勢力的例子搞‘公投’，是故意模糊香港的法律地位，不但是要把香港搞成獨立的政治實體，而且是要步‘台獨’后塵的玩火行徑。」
可見，以中央政府打擊異見的傳統，傾向將大部分反對政府的組織打成「外國政治勢力介入」，因而將前年五區公投的民主運動與「港獨」力量混為一談。這種錯誤分析，令中央政府似乎高估普遍民眾對香港自治或獨立的訴求。 北京的代表夸大普遍人民對香港自治或獨立的渴求，正如他們夸大在西藏和新疆的「恐怖分子」，以合理化更大力的鎮壓。北京現時以「親英」和獨立勢力作為稻草人，以加速為廿三條立法。但政府神經質的反應除了為右翼民粹的政治勢力作免費宣傳外，還為進一步為他們營造反專制（反廿三條）的形象。雖然「香港自治運動」受中共點名批評，但敵人的敵人不一定是朋友，工人階級必須認清「反蝗論」不僅不能為反一黨專政提供方案，反而分裂中港兩地民眾的團結，削弱反對專制獨裁和資本剝削的抗爭力量。
香港由殖民時代主權移交至中國政府后，不但沒有在政制上發展普選權利，且一再被中央直接干預香港政治而拖延，而中央政府日趨加大對香港新聞及言論自由的箝制，對中共的厭惡和無奈轉移成為緬懷港英政府。隨著香港及中共政府墮入危機深淵，群眾日趨激進化并積極尋找新的政治替代，令政局版圖有所轉移，趨生新的政治勢力和意識，令不論是建制還是反對派的主流政黨欲追及形勢卻力不能及。左翼的政治力量在香港疲弱，不但未能填滿政治真空，更莫說左右民主運動的大局，結果讓右翼政治力量有膨脹空間。
將社會問題歸咎內地人的詭辯
近年政府為了開放旅游業和房產業的內地人市場，促進內地富有階層赴港消費，讓財團謀取更多利潤。推出不少傾斜內地富有階層的政策，例如「新界東北發展計畫」將三塊東北土地讓予地產商以商業用途發展，但泛民主派以「割地賣港」的空洞口號作賣點，客觀上附和「香港自治運動」的荒謬論點：這是內地政府將內地人移植香港沖淡本土文化的陰謀，藉以激發香港人排斥及驅趕內地人的地域仇視。
社會主義者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畫，但我們建基於反對互相勾結的中港兩地的資本家。事實上，支持梁營的香港資本家、新世界發展商鄭家純在發展項目中擁有大批土地，可見兩地的資本家，將矛頭指向內地民眾只是轉移了視線，讓兩地的資本家得以喘息。
此外，近几個月在上水火車站抗議，要求警察驅趕來自內地的水貨客的「光復上水」行動，其表達的訊息是香港的社會問題根源自於大陸，因此要求中港兩地隔絕來往，將食品安全、物價通漲、兩地市場供應失衡等資本主義問題簡單歸咎於內地人。示威中亦有港英旗揮動的影子，也有「香港自治運動」的支持者，甚至依靠「港人優先」的民粹口號獲勝的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也曾到場支持。活動甚至蔓延至其他購品區車站和旅客區。示威者表示不滿警察包庇內地人及執法無效，向警方施加壓力要求加強執行。行動中不少示威者的口號包括「中國人滾回中國」、「香港我主場，陸客請離場」等，沙文主義色彩極為濃厚。
語言和文化，例如香港商店、公共交通和路牌為了方便，愈來愈多使用簡體字和普通話拼音。「香港自治運動」的支持者常謔稱簡體字為「殘體字」，并指責商店和政府偏袒內地人的文化。然而，這實際上是政府為了帶動旅游業而促進財團制造利潤的結果，資本輸出連同文化輸出至其他地方，是各地皆有發生之事。要捍衛真正的文化和語言的權利，必須通過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
「香港自治運動」的意見領袖陳雲強調香港人的文明文化源自於港英時代的發展，因此比「野蠻的」內地人更為優越。雖然「香港自治運動」現時并非法西斯主義組織，但這種以「文化優越」煽動民粹的手段，是歐洲極右組織（例如意大利的北方聯盟）煽動種族主義的慣常手法。
意大利的「北方聯盟」亦是以煽動北部民眾的地域仇視，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歸咎於中央政府偏袒南方窮人的利益，并支持北方有財政和管理稅收的經濟「自治」權力。北方聯盟的民粹蠱惑亦包括今天的法西斯主義者常用的「文化優越論」，指意大利南部的人混雜阿拉伯及非洲裔的血統，因而天生較為低級。這與香港自治運動的慣常用語一脈相通。
社會主義的方案
社會主義反對種族主義以及國家和地域的沙文主義，因為這只會將群眾對政府和資本家的憤怒轉移至其他地方的普通民眾身上，削弱工人階級團結斗爭的力量。
右翼民粹分子經常抹黑左翼分子為「大統一主義者」。事實上，社會主義者支持民族自決權，如果大部分群眾要求獨立和自治權利，我們會捍衛這個民主權利。但是我們強調真正的自治權利只能通過團結中港以至國際的工人階級的鬥爭獲得，而非兩地人民互相排斥而割裂鬥爭的團結。社會主義者支持民族自決權利，包括在多數人支持的條件下，分離一個國家的權利。但現階段這不是大多數香港群眾高度支持的訴求。
對工人運動來說，每時每刻提出的口號要能提升其鬥爭意識和建立工人階級的團結，跨越民族和國家邊界，以擊倒資本劣豪和中共獨裁。未來隨著中港兩地形勢有變，社會主義者必須靈活改變策略以緊貼群眾的意識。
部分左翼分子指香港和內地的漢人為同一種族，因此沒有民族自決的議題，但這是錯誤的，群眾對於民族身分的意識會隨著不同的經濟條件和文化因素而形成，正如香港人經曆過英殖時期的統治，逐漸形成獨立的「香港人」身分認同，我們不能否認。
民族和地域衡突在資本主義下是不可避免的，這制度創造「贏家」和「輸家」，并往往以分而治之的手段維護統治利益，所以唯一的解決方案是推翻資本主義，并建立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這制度下所有國界都是建基於自願的聯合，而非強迫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