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新左翼政治組織正在取得進展
Danny Byrne 工人國際委員會
在遭受危機破壞的整個歐洲乃至更遠的地方，希臘激進左翼聯盟（Syriza）政府的當選鼓舞了反緊縮的左翼力量。沒有什麼地方比西班牙更是如此。在那裡，被廣泛視為「西班牙的激進左翼聯盟」的「我們可以」（Podemos）正在不斷壯大。
在民意調查中，「我們可以」一再憑借超過20%的支持率取得第一或第二的位置，對西班牙的兩黨制造成威脅。1月31日，超過10萬人走上馬德里街頭，參加「我們可以」發起的「變革大遊行」（march for change）。
至少在現階段，儘管「我們可以」在議會中獲得絕對多數的可能性還非常小，但西班牙的兩個主要資產階級政黨——保守的人民黨（PP）和前社會民主主義 的社會主義工人黨（PSOE）——會被迫組成「大聯合政府」，從而遏制「我們可以」的發展。此類舉措只會加速兩黨陷入死亡漩渦，尤其是社會主義工人黨。
與激進左翼聯盟類似的是，數百萬群眾認為「我們可以」有潛力成為終結西班牙緊縮噩夢的工具，經過六年的困苦之後恢復有尊嚴的生活。但是，「他們可以」嗎？
「我們可以」積極出現於激進左翼聯盟競選運動中，其領袖帕布洛‧伊格萊西亞斯（Pablo Iglesias）與激進左翼聯盟的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一起發表了最後的主旨演講，共同呼喊「激左聯，『我們可以』，我們將會勝利」。不過，激進左翼聯盟是作為一個左翼團體的聯盟而崛起的，而 「我們可以」則是作為獨立於傳統左翼黨派的新運動而出現的。
從許多方面來說，「我們可以」的成功是因為傳統左翼組織和工人運動的失敗。這些舊組織——尤其是聯合左翼（IU）和主要工會——的領導沒能認知到一個事實：危機帶來了激烈的階級鬥爭和重大變革的新時期。他們延續著長久以來失敗的政策，與故有制度以及親商政黨合作和交易。
所以對於數百萬反緊縮群眾來說，尤其是那些參加過憤怒者佔領運動（Indignados）的人，傳統左翼和工會似乎更像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一部分，而不是領導反資本主義鬥爭的力量。
於是「我們可以」作為一個替代選擇出現了，它提出了左翼的反緊縮立場，取消不合理債務及緊縮政策的綱領。它使用憤怒者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的大量措辭和訴求，又因為沒有執政經歷，而不用承擔過去的政治「包袱」，因此對新一代群眾富有吸引力。
「人民」
基於伊格萊西亞斯和其他左翼學者的理論，「我們可以」強調「種姓」（la casta）的存在——一個墮落的資產階級政客階層。此論調迎合了拒絕政客的普遍情緒，這種情緒在2011年憤怒者運動中表現為拒絕政黨的傾向。
「我們可以」領導者沒有將組織當做傳統意義上的政黨，而是當做「參與性的空間」。西班牙人民可以在這個空間裡為自己的政治訴求發聲。它主要的組織基 礎不是各支部或底層委員會組成的網絡，而是向所有西班牙公民開放的「公民大會」。大會通過網絡上的公開預選來選舉「我們可以」的領導人。未來它還會在網上 諮詢中就一些重要的政策問題進行投票，已經有超過30萬人報名參加。
據其領導人所說，這意味著「『我們可以』就是人民」。但是，這是有所矛盾的。有希望結束緊縮的人，難道就沒有支持緊縮的人嗎？當然有人是從緊縮政策中獲利的，例如作為公共惡債債權人的大銀行家和股東。
反緊縮運動必須明白，需要在政治上發聲的人是勞動者、失業者、青年、退休金領取者等等，換句話說，就是廣泛的工人階級。他們的利益和另一群「人民」相左——超級富有的資產階級。
另外，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讓工人階級群眾參與政治，意味著讓他們積極參與民主架構之中，在當中討論、辯論並決定運動的政策和策略。這不只是偶爾在網上選舉或者公投中點一下鼠標那麼簡單。
「我們可以」的確在全國擁有數百個「圈子」或者支部，但是它們只是發揮到象徵性的作用。「我們可以」在社區和工作場所中缺乏群眾組織作為建設基礎，令黨運作在實際上完全是從上到下。狹小領導層圍繞在總書記伊格萊西亞斯，決定了所有事情。
民主？
儘管以民主的修辭話語為掩飾，但這種運作方式只賦予群眾一種被動的角色，阻礙著西班牙工人階級去建立真正的群眾民主政治力量。
成千上萬人走上街頭參加「變革大遊行」，最後卻被送回家，等到時候投票予「我們可以」！但「變革大遊行」這樣的群眾動員本應該激發持續的群眾抗議和罷工運動，從而推翻政府並結束緊縮政策。「我們可以」的當選可以作為這場運動的一部分。
任何左翼政府必須在街頭和工作場所裡捍衛一個政策，才可以成功實行它。工人階級的動員和自我組織都為這種可能性做有意義的準備。
「我們可以」的領導人在多方面就像激進左翼聯盟的領導人那樣，隨著所獲支持的增加而向右翼傾斜。「我們可以」最初的方案是激進左翼的，承諾提供全民 體面收入，保證住房權，並將戰略性經濟部門國有化。然而，在最近的幾個月裡，其領導人開始緩和了他們的措辭，以現實和國際環境不容許為借口，放棄了關鍵性 的承諾，例如將退休年齡降低到60歲、拒絕償還債務等。
環境的確不利於實現結束工人困境的措施。這個脈絡就是跨國公司和銀行家的持續統治。他們的市場和機構（國內和國際的）將會反對任何想要滿足群眾利益的政府。但是，工人階級的反緊縮運動需要通過鬥爭來改變這一環境，而不是接受它而閹割自己的方案！
社會主義政策
只有組織、動員工人階級，建立執行革命社會主義政策的左翼政府，在民主公有制的基礎上以工人民主代替市場專政，才能完成這項任務。這樣的政府能夠聯繫起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和整個歐洲的工人階級，在資產階級歐洲聯盟的灰燼中建立起社會主義聯邦。
Danny Byrne 工人國際委員會
在遭受危機破壞的整個歐洲乃至更遠的地方，希臘激進左翼聯盟（Syriza）政府的當選鼓舞了反緊縮的左翼力量。沒有什麼地方比西班牙更是如此。在那裡，被廣泛視為「西班牙的激進左翼聯盟」的「我們可以」（Podemos）正在不斷壯大。
在民意調查中，「我們可以」一再憑借超過20%的支持率取得第一或第二的位置，對西班牙的兩黨制造成威脅。1月31日，超過10萬人走上馬德里街頭，參加「我們可以」發起的「變革大遊行」（march for change）。
至少在現階段，儘管「我們可以」在議會中獲得絕對多數的可能性還非常小，但西班牙的兩個主要資產階級政黨——保守的人民黨（PP）和前社會民主主義 的社會主義工人黨（PSOE）——會被迫組成「大聯合政府」，從而遏制「我們可以」的發展。此類舉措只會加速兩黨陷入死亡漩渦，尤其是社會主義工人黨。
與激進左翼聯盟類似的是，數百萬群眾認為「我們可以」有潛力成為終結西班牙緊縮噩夢的工具，經過六年的困苦之後恢復有尊嚴的生活。但是，「他們可以」嗎？
「我們可以」積極出現於激進左翼聯盟競選運動中，其領袖帕布洛‧伊格萊西亞斯（Pablo Iglesias）與激進左翼聯盟的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一起發表了最後的主旨演講，共同呼喊「激左聯，『我們可以』，我們將會勝利」。不過，激進左翼聯盟是作為一個左翼團體的聯盟而崛起的，而 「我們可以」則是作為獨立於傳統左翼黨派的新運動而出現的。
從許多方面來說，「我們可以」的成功是因為傳統左翼組織和工人運動的失敗。這些舊組織——尤其是聯合左翼（IU）和主要工會——的領導沒能認知到一個事實：危機帶來了激烈的階級鬥爭和重大變革的新時期。他們延續著長久以來失敗的政策，與故有制度以及親商政黨合作和交易。
所以對於數百萬反緊縮群眾來說，尤其是那些參加過憤怒者佔領運動（Indignados）的人，傳統左翼和工會似乎更像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一部分，而不是領導反資本主義鬥爭的力量。
於是「我們可以」作為一個替代選擇出現了，它提出了左翼的反緊縮立場，取消不合理債務及緊縮政策的綱領。它使用憤怒者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的大量措辭和訴求，又因為沒有執政經歷，而不用承擔過去的政治「包袱」，因此對新一代群眾富有吸引力。
「人民」
基於伊格萊西亞斯和其他左翼學者的理論，「我們可以」強調「種姓」（la casta）的存在——一個墮落的資產階級政客階層。此論調迎合了拒絕政客的普遍情緒，這種情緒在2011年憤怒者運動中表現為拒絕政黨的傾向。
「我們可以」領導者沒有將組織當做傳統意義上的政黨，而是當做「參與性的空間」。西班牙人民可以在這個空間裡為自己的政治訴求發聲。它主要的組織基 礎不是各支部或底層委員會組成的網絡，而是向所有西班牙公民開放的「公民大會」。大會通過網絡上的公開預選來選舉「我們可以」的領導人。未來它還會在網上 諮詢中就一些重要的政策問題進行投票，已經有超過30萬人報名參加。
據其領導人所說，這意味著「『我們可以』就是人民」。但是，這是有所矛盾的。有希望結束緊縮的人，難道就沒有支持緊縮的人嗎？當然有人是從緊縮政策中獲利的，例如作為公共惡債債權人的大銀行家和股東。
反緊縮運動必須明白，需要在政治上發聲的人是勞動者、失業者、青年、退休金領取者等等，換句話說，就是廣泛的工人階級。他們的利益和另一群「人民」相左——超級富有的資產階級。
另外，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讓工人階級群眾參與政治，意味著讓他們積極參與民主架構之中，在當中討論、辯論並決定運動的政策和策略。這不只是偶爾在網上選舉或者公投中點一下鼠標那麼簡單。
「我們可以」的確在全國擁有數百個「圈子」或者支部，但是它們只是發揮到象徵性的作用。「我們可以」在社區和工作場所中缺乏群眾組織作為建設基礎，令黨運作在實際上完全是從上到下。狹小領導層圍繞在總書記伊格萊西亞斯，決定了所有事情。
民主？
儘管以民主的修辭話語為掩飾，但這種運作方式只賦予群眾一種被動的角色，阻礙著西班牙工人階級去建立真正的群眾民主政治力量。
成千上萬人走上街頭參加「變革大遊行」，最後卻被送回家，等到時候投票予「我們可以」！但「變革大遊行」這樣的群眾動員本應該激發持續的群眾抗議和罷工運動，從而推翻政府並結束緊縮政策。「我們可以」的當選可以作為這場運動的一部分。
任何左翼政府必須在街頭和工作場所裡捍衛一個政策，才可以成功實行它。工人階級的動員和自我組織都為這種可能性做有意義的準備。
「我們可以」的領導人在多方面就像激進左翼聯盟的領導人那樣，隨著所獲支持的增加而向右翼傾斜。「我們可以」最初的方案是激進左翼的，承諾提供全民 體面收入，保證住房權，並將戰略性經濟部門國有化。然而，在最近的幾個月裡，其領導人開始緩和了他們的措辭，以現實和國際環境不容許為借口，放棄了關鍵性 的承諾，例如將退休年齡降低到60歲、拒絕償還債務等。
環境的確不利於實現結束工人困境的措施。這個脈絡就是跨國公司和銀行家的持續統治。他們的市場和機構（國內和國際的）將會反對任何想要滿足群眾利益的政府。但是，工人階級的反緊縮運動需要通過鬥爭來改變這一環境，而不是接受它而閹割自己的方案！
社會主義政策
只有組織、動員工人階級，建立執行革命社會主義政策的左翼政府，在民主公有制的基礎上以工人民主代替市場專政，才能完成這項任務。這樣的政府能夠聯繫起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和整個歐洲的工人階級，在資產階級歐洲聯盟的灰燼中建立起社會主義聯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