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正醞釀新的災難
中國勞工論壇 報道
二十年前，東亞所謂的「小龍經濟」陷入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不單為從韓國到印尼的民眾帶來災難，更差點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在印尼，1998年的經濟產出下降了14%，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政策反而令狀況雪上加霜。15%的男性工人失業，而工資則下降了超過三分之一。1998年5月，印尼獨裁者蘇哈托被推翻。由於緊縮政策所帶來的生活影響，其他國家亦被群眾運動籠罩著，各國統治階級亦陷入嚴重分裂。
現在，資本主義的代表們會稱那次事件「證明」了資本主義雖然會出現「短期動盪」，但最終仍能重整旗鼓，並使東亞經濟體強勢復甦。不過，事實完全相反。今天整個地區的政局更加不穩，貧富懸殊不斷惡化，社會不滿與日俱增。
首先爆發危機的泰國，經歷了長期的社會衝突，隨時可能導致內戰及國家的分裂。將領們在過去十年發動了兩次政變，現在透過修改憲法來維持永久的半軍事統治。
馬來西亞及印尼則飽受貪腐困擾，而統治精英為了自身的野心，不斷煽動族群衝突。在菲律賓，被稱為「亞洲川普」的杜特蒂上台，反映了群眾對整個政治建制完全不信任，最終有可能發展成「泰國方案」那樣的軍事統治。
至於韓國，去年爆發了震撼的「燭光革命」，一千萬人上街抗議，並推翻了朴槿惠。工人運動和反資本主義運動佔了韓國社運的重要席位。亞洲區內各地的資產階級政權正面對新一層次的危機與動盪。飽受九七金融風暴蹂躪的香港和台灣，同樣受到長期影響。
九七危機是零七零八全球危機及二零一一年歐洲危機的前奏，其相似之處在於骨牌效應，危機從一個經濟體蔓延至另一個經濟體。
上述問題遠遠還未得到解決，一場新的「新興市場危機」正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之上徘徊。這是因為全球資本主義的財務不平衡是空前的極端。過去十年亞洲經濟很多的「強勢增長」都是建基於西方國家中央銀行的廉價信貸政策。那些銀行為了在亞洲各國市場追求更高利潤而釋放大量投機性資本。泡沫形成起來，而始終會爆破，勞動人民和窮人被要求為此埋單。
在亞洲，IMF推動美名為「拯救方案」的殘酷緊縮政策，遭到廣泛群眾的反對。近年來在歐洲亦推出了類似的私有化、去管制與大幅削減政府項目開支的政策。不過IMF卻弔詭地質疑歐盟當局及其主導者（前「社會派」德國資本主義）的強硬立場。
二十年前，亞洲金融風暴使IMF推出了當時史上最大型的紓困方案。不過後來這金額被其對希臘、西班牙、愛爾蘭、羅馬尼亞及烏克蘭的借貸規模所超越。現在這些國家成了IMF最大的欠債國。
1997年7月2日，泰國被迫將貨幣泰銖貶值，這一事件在亞洲的金融體係引發了連鎖反應。亞洲的「小龍經濟」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寵兒。然而，在1990年代初，這種情況發生了重大轉變，這些國家開始揚棄「亞洲之路」，即不再以日本1960-70年代崛起（高度保護主義和國家干預）的模式為基礎，並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壓力下放開對外國資本的管制，以及取消了其他的政府規管。
地方資本主義已經「成型」，意思是越來越受到金融化和寄生性，而產能過剩和科技更大的使用，使其他具實體生產力的利潤來源被壓縮。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角色
在1997年之前，IMF為危機提供了條件。它介入了危機當中，推行今天對希臘所採取的野蠻緊縮措施來「救市」，致使危機更加糟糕。在柯林頓執政、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鼎盛時期，IMF也作為美國外交政策重要的延伸。IMF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慘敗後改變了風格，被迫反思它的一些基本做法。然而，最終結論只能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IMF批判者、諾貝爾獎得主、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為美國財政部對IMF在亞洲的政策所帶來的影響感到哀歎。史迪格里茲將美國財政部描述為「華爾街的女僕」，指出亞洲取消資本管制主要為了滿足美國金融集團的要求。
例如在1992年，泰國在IMF支持、鼓勵利潤豐厚的「套利」業務背景下成立了一個離岸銀行中心，從紐約或東京以低利率借款，並以較高利率存入泰國銀行。泰銖對美元的掛鉤使得這對投機者來說看似基本上是無風險的。1997年，有560億美元以這種方式存入，是1994年存入水平的三倍。
從1995年中期開始，美元開始急劇上升，使其在亞洲的衛星貨幣處於巨壓之下。泰國的經常性賬戶赤字飆升，擊穿了國家的產業和股票泡沫，導致私人債務激增。
危機隨後蔓延到台灣、香港、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隨後拉下俄羅斯和巴西。1998年總各國加起來總共1000億美元——百分之十的生產總值──逃離了最受危機打擊的五個亞洲國家。
1998年，在IMF的緊急救助下，韓國放棄了對外國所有權的限制，允許外資收購像汽車和電子這樣的核心產業公司。金大中政府在危機最狂虐的時刻當選，選擇了IMF的政策，包括比IMF要求更多、為快速的改革。
IMF和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除了總是誤讀經濟信號，還犯上了其他明顯錯誤，包括制訂極高的利率和推行殘酷的緊縮措施，令危機更為嚴重。1997年7月，泰國危機之後，世界銀行認為印度尼西亞的經濟「相對有能力應對」，受嚴重經濟衝擊的風險「當前非常低」。1997年11月，IMF的報告認為韓國「基本上是安全的」，因為它的經濟「基本面依然強勁」。不到一個月後，首爾簽署了有史以來最大的IMF的一攬子計劃。IMF對泰國的計劃是基於1998年3.5%的經濟增長預測，實際上經濟萎縮了百分之十！
IMF在亞洲危機期間的救援資金計劃——泰國170億美元、印度尼西亞330億美元、韓國550億美元、俄羅斯220億美元和巴西410億美元——象徵一個新的起點，數目大且條件也比以前多得多。如同在過去七年更大型得多的希臘方案，政策依舊失敗，並未平息金融市場。
按照保羅．布盧斯坦（Paul Blustein）的暢銷書《懲戒》所述（公共事務出版，2001），當時IMF總裁米歇爾．康德蘇（Michel Camdessus）正在親自與韓國政府進行談判時，柯林頓總統的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致電給康德蘇，向他「非常直率表示，美國不會接受一個軟弱的計劃」。柯林頓當局代表華爾街利益進行施壓，引發了史無前例的緊張關係，亦成了今天地緣政治版圖變化、美國在亞洲的影響減弱的其中一個因素，而中國崛起加劇了這一情勢。
銀行倒閉
在IMF的政策下，泰國的失業率增加了三倍，城市工資下降了百分之八。經濟下滑的嚴重性促使IMF三思，並敦促泰國政府接納預算赤字。一個IMF的經濟學家說：「我從來沒有想到我們會這樣說」。
1997年8月，泰國政府計劃推動存款保障計劃，以免銀行出現大擠提，但起初遭到IMF的反對。據一名IMF官員的說法，泰政府「避免泰國銀行體系完全崩潰」的立場取得優勢，與對待印尼的方法截然相反。在印尼IMF反對採取類似泰國的方案，反而讓銀行倒閉，結果全國半數企業破產了。IMF的1999年度報告承認，其在印尼的政策「現在看起來是不明智的」。
泰國財政部長抱怨說：「終有一天，沒有IMF職員能來亞洲」。泰國和韓國政府最初在尋求日本緊急雙邊貸款之前，被迫尋求IMF的幫助時，日本資本主義打著「亞洲團結」的牌，將危機視為進一步擴展在亞洲大陸勢力的機會。但因為日本銀行業形勢嚴峻，擴充的野心被制衡下來了。
美日衝突
布盧斯坦在《懲戒》描述「當危機展開時，美日衝突將在未來數周內加劇」。華盛頓審慎看待東京的意圖，因為「擔心IMF在擊退危機中的核心作用可能會受到削弱」。日本的副財長、以「日元先生」著稱的榊原英資（Eisuke Sakakibara），當時已經準備好計劃推出一個「由中日等國把持的巨額硬貨幣基金，將動用數千億美元儲備中的一部分」。
這項設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的建議遭到美國的激烈抵抗。「日元先生」在1997年9月向南韓、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和印尼亞發出了一個「非正式的」綱要。布盧斯坦評論說：「這些文件本來不想被美國看到的」。
柯林頓政府堅決反擊。勞倫斯·薩默斯（ Larry Summers，時任美國財政部副部長）警告榊原英資「違反了」美日盟約規則。華盛頓派員到亞洲各國首都，警告政府不要沉迷於日本的計劃。雖然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支持這一計劃，但澳大利亞以及至關重要的中國持反對意見。
危機的轉折點是美國由於擔心危機會蔓延到自身，而在政策上作出了局部轉馱。轉折的爆發點是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CTM）的倒閉，LCTM的破產對華爾街和全球金融體系構成了無法估量的威脅。美國金融界鉅頭「巨頭信孚銀行」和「雷曼兄弟」也遇到了麻煩。葛林斯潘當時判斷是：LCTM的崩潰「當時有可能會對許多國家的經濟造成潛在的損害，包括我們自己在內」。這句話大體上是對十年後雷曼兄弟爆破的預視。但是，雷曼兄弟被任由倒閉，極大加劇了全球危機。
1998年，美國政府做了那些一直堅持亞洲各國政府不應做的事情，支撐著一個破產的金融機構。各國央行跟隨美國指不，削減貸款利率，並向金融市場注入流動性。 美國採取行動構建了一個「防火牆」來抵禦亞洲危機的蔓延（當時已蔓延到亞洲之外），避免了出現全球崩潰。但接下來發生了什麼？正如我們所知，資本主義在1997-98年的危機之後完全未能汲取教訓，也不能作出改變，所以在2007 – 08年陷入更大規模、更具破壞性的危機。
今天，全球資本主義猶如「行屍走肉」。資本主義透過空前規模的「印銀紙」（零息率下的量化寬鬆）避免了世界性的大衰退，但卻無法刺激真正的復甦，而各政府則在量化寬鬆政策上騎虎難下。政治動盪、選民大舉反抗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所有資本主義機構（如IMF和歐盟）都名譽掃地，使經濟問題更加複雜。
與1997年一樣，最重要的發展乃對資本主義的群眾反抗正在升溫，以及工人組織的建立。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