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哈爾·本霍林(Shahar Benhorin),社會主義鬥爭運動(工國委CWI以色列/巴勒斯坦支部)
夏隆一度被稱為「以色列定居點之父」,在2006年1月時任首相時突患中風,在處於半昏迷狀態八年後終於死去了。
世界各地眾多前任和現任的資本主義國家領導人都對這位前以色列將軍和政客表示同情、悲傷、甚至欽佩。
與眾多阿拉伯世界之外的主流媒體一起,這些政客們試圖粉飾並改寫歷史,將一個戰爭罪犯重新描繪成一個勇敢的和平鬥士。
喬治·布希說:「他是一個數十年如一日的戰士,一位為聖地和一個更美好的更和平的中東尋求安全的合作夥伴」。
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說:「作為總理,他在如此悲慘地喪失行為能力之前,為了追求和平而做出勇敢和有爭議的決定。」
作為一個極端的柴契爾政策的追隨者,夏隆政府推行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措施,鎮壓工人罷工,並因對以色列社會貧困率急劇上升而直接承擔責任。以色列三分之一的兒童中仍然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夏隆的人生故事包含相當多的以色列政權對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最可怕的罪行。
他作為排長參加了1948年阿以戰爭,參加對盧德(Lod)和拉姆拉(Ramla)當地武裝抵抗的鎮壓。
(由此導致)數百名當地居民被殺,數以萬計的居民被連根拔起,這成為被稱為巴勒斯坦浩劫(Palestinian Nakba大災難)的種族清洗的一部分。
1953年,當夏隆領導惡名昭著的以色列國防軍(IDF)101特種部隊時,針對西岸的凱比亞村居民進行大屠殺以造成「最大可能的傷亡」,超過60名巴勒斯坦人被殺。
作為一名少將(Aluf),在1967年佔領戰爭前夕,夏隆因為政府延遲決定發動戰爭而變得不耐煩,因此他建議發動軍事政變,從而能在沒有政府同意下發動戰爭。
戰爭結束後,作為南方司令部的負責人,他領導針對加薩居民的野蠻大屠殺。
後來,作為執政黨的右翼利庫德集團(Likud Party)的創始人之一,他成為在新佔領土上建立以色列定居點殖民項目中的最積極的倡導者之一。
大屠殺
但可能與夏隆聯繫在一起最知名的大屠殺之一是1982年發生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的薩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殺。
數百名巴勒斯坦難民和黎巴嫩什葉派居民,如果不是更多的,在一天半的時間內被狂熱的基督教長槍黨人屠殺。
該地區處於以色列佔領下,而以色列國防軍授權長槍黨進入當地,用照明彈照亮整個地區,並防止乞求活命的居民逃離。從大屠殺現場發來的報告先報告給夏隆,然後報告給安全部長,而他允許長槍黨人完成他們的屠殺狂潮。
夏隆是佔領戰爭的主謀,目的是粉碎巴勒斯坦民兵和利用黎巴嫩內戰以便建立一個傀儡基督徒政權來與以色列執行「和平協議」。他甚至欺騙了以色列政府入侵的規模。
薩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殺點燃了以色列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反戰運動。成千上萬人參與抗議要求對肇事者進行調查,以色列國防軍從黎巴嫩撤軍,並要求夏隆和總理梅納海姆開始辭職。
前線士兵把一首兒童歌曲改變成抗議歌曲,反對自己被當作炮灰來推行夏隆的帝國主義計劃:「飛機接走了我們,將我們送到黎巴嫩,我們為夏隆而戰,歸來時卻躺在棺材裡」
挑釁
1987年12月,在第一次反對佔領的群眾投石大起義(Intifada)的第一天,夏隆在他新買的第二所房子裡舉行挑釁性的喬遷派對,該住房就位於被佔領的東耶路撒冷的穆斯林社區心臟地帶。
十三年後,他挑釁攀爬聖殿山觸發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反對奧斯陸「和平進程」的欺騙。
在得到以色列社會中孕育的反動的民族主義浪潮支持下,2001年
他得到以色列統治精英的委託而發動了兩場戰爭——一場是針 對巴勒斯坦人的血腥軍事行動,另一場是反對以色列工人階級的階級戰爭。他在這些戰爭中殺伐無情。
嘗試了不同的戰術後,經過2002年一系列可怕的自殺炸彈襲擊以色列城市,他最終升級針對巴勒斯坦人的戰爭,重新完全佔領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所控制的所有的人口中心。
大約有500名巴勒斯坦人與29名以色列士兵在「防禦盾牌行動」中被打死。
不久之後,夏隆政府以自殺爆炸事件為借口,建造了用混凝土牆和柵欄構成的今日已綿延數百公里西岸內部的巨大隔離牆。
在第二次起義結束之際,2004年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病亡。最近的證據顯示最有可能的死因是夏隆政府下令以色列秘密機構暗殺的結果。
當時,夏隆的「脫離接觸計劃」正在全面展開。這一舉動與「追求和平」實在是差之千里遠。
拆除加薩地帶定居點和軍事基地的背後是以色列政權對兩個因素的憂慮,一是人口比例慮(以色列統治區內巴勒斯坦的人口增長將導致以色列猶太人口成為少數族群),二是可以理解巴勒斯坦人將不可避免地一遍又一遍發動反對佔領的鬥爭。
當他談論到2003年的佔領時,夏隆表達了統治精英的擔憂「我們需要從正在不斷生兒育女的350萬巴勒斯坦人的控制中解放出來」。定居者運動和它的「大以色列」意識形態因為2005年的「單邊主義」從加薩撤軍而遭受打擊。
在2002年戰爭高峰期,夏隆曾宣佈,他不會撤離定居點的以色列居民,「 納茲拉姆(Netzarim,在加薩心臟地帶的前以色列定居點)將與特拉維夫擁有一樣的命運」。
但這只是一個戰略妥協,此舉意在增強以色列的佔領和在其他地方的定居點,並準備升級針對加薩地帶巴勒斯坦人的殘暴手段,使當地變成了一個巨大的露天監獄。
這已為2008-09年的加薩戰爭和2012年的「雲柱行動」中的圍困政策和可怕的兩輪大屠殺而展現出來。
在他陷入了半昏迷狀態八年後,似乎許多以色列統治階級的代表試圖召喚夏隆的精神。
在他擔任總理期間,曾有一些針對他的腐敗調查,但以色列主流媒體自覺保護他免受公眾的批評。
改頭換面
夏隆已經被改頭換面為曾經竭力爭取和平的(以色列)國家一名強有力的領導者,一種議會波拿巴主義者。
他從利庫德集團分裂出來後,成立了前進黨(Kadima Party),從而可以依靠以色列統治階級中的一個較大規模的陣營在西岸地區推行類似的計劃。
後夏隆時代的前進黨用這樣一個承諾贏得了2006年大選,並導致發動針對黎巴嫩和加薩的兩場新戰爭。由於擔心哈馬斯控制約旦河西岸,他們放棄了「單邊主義」戰略。
以色列當局與國際社會的某些人通過對夏隆的頌揚來向內塔尼亞胡政府施壓,要求其在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進行的談判鬧劇中做出「斷然的決定」。
在後阿拉伯之春的中東地區,與對於人口問題尚未解決的擔憂,以及巴勒斯坦人中強烈憤怒和國際社會擴大對以色列孤立的背景,以色列統治階級對其目前的政府感到非常灰心沮喪。但如夏隆這般腐敗的屠夫也無法解決他們的問題。
對巴勒斯坦人的持續打擊遲早會遭到巴勒斯坦人大規模抗爭的回應。
隨著(政府)撤銷對以色列定居點的支持,新一代的以色列工人和青年將為爭取社會正義與和平而鬥爭,也將不得不起來反對針對巴勒斯坦人的佔領、壓迫、歧視和剝奪。
這些鬥爭,伴隨著在以色列和被佔領土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力量,將會消除夏隆所遺留的有毒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