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者應當揭穿資本主義偏見來挑戰國家概念，借助這種形式來與之鬥爭
Rob Rooke所作（社會主義替代，ISA美國支部）
我們正親身經歷美國歷史上的一個戲劇性階段：儘管川普的任期助長了右翼的氣焰，但我們也目睹了罷工運動的回潮，以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SA）為首的新左翼崛起，亞歷山德里婭·歐加修-寇蒂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驚艷表現使她得以成為美國政壇內的新星，甚至桑德斯（Bernie Sanders）也曾一度握有當選總統的可能。
埃裡克·布蘭克（Eric Blanc）近期在《雅各賓（Jacobin）》 雜誌上發表的文章《考茨基為什麼是對的》（2019年2月4號）明顯旨在幫助新一代社運分子解決如此問題：社會主義者在選舉上的勝利，是怎樣對制度性變革乃至終結資本主義發揮作用的。該文章主張建立超越候選人的選舉運動，以及組織運動的重要性，文中還提出有必要在DSA內部建立馬克思主義的潮流。這些觀點都極具積極意義。
希臘左翼激進聯盟黨近來的執政經驗和英國科爾賓（Corbyn）一度所擁有的執政可能性引發了一系列討論：如何實現社會主義，以及左翼政黨在議會中扮演著何種角色──這對社運分子至關重要。這就是為什麼社會主義替代歡迎這種討論。
在上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全球幾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推翻了資本主義的社會中。這個進程起始於1917年，工人階級在俄羅斯掌權。儘管蘇聯後來在政治上墮落了，資本主義在20世紀的危機仍然不斷將勞動人民推向革命。今天，對於那些為民主、為社會主義社會奮鬥的人而言，熟悉這些革命進程至關重要，因為其能幫助我們瞭解工人階級是如何根據自身的勝利和失敗來檢驗自己的組織，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意識和政黨可以發揮怎樣的作用。
布蘭克正確地批判了那些極左的組織，他們「原則性地」反對參與議會並且把革命鬥爭的一切策略縮減到只剩下如何「奪權」的問題。然而，通過把列寧與考茨基、俄羅斯革命與芬蘭革命作對比，布蘭克要求讀者在兩個錯誤的極端概念中做出選擇。由於缺少了每場革命最重要的教訓，文章所得出的結論有失偏頗，而這會誤導年輕的社會主義者。
考茨基現在還有價值嗎？
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是19世紀末德國資本主義上升期的一位重要的社會主義理論家。當時，社會主義可以通過漸進的立法改革取代資本主義的思想首次被工會領袖和德國社會民主黨（SPD）的一派提出。考茨基起先反對這種改良主義，他是基於馬克思從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中得出的結論，當時工人階級曾掌權了三個月。考茨基和列寧都同意馬克思的觀點：舊有的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不能被逐步地奪取，而是需要被全面摧毀並且以民主的工人國家取而代之。
正如布蘭克自己指出的那樣，考茨基最終也被改良主義所蠱惑。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考茨基與SPD的領導層一起反對社會主義國際主義，支持德國統治階級的戰爭動員。這個歷史性的背叛被歐洲幾乎所有群眾黨和工人黨的領袖一再重複，它導致了1600萬勞動人民的犧牲。戰爭過後，革命在歐洲各地蔓延開來。
芬蘭的議會和政黨
布蘭克文章的核心觀念是，俄國革命對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人民無足輕重，並且我們可以在芬蘭1917-1918年的革命中找到考茨基所設想的新模式：「議會式社會主義道路」。
在這些革命爆發之時，芬蘭與俄羅斯都被沙皇鐵腕統治，選舉自由受到限制。俄羅斯的政體不僅有利於大地主與新興資產階級，還阻止了工人與農民──占總人口的絕大多數──擁有任何政治權力。沙皇所創造的杜馬絕不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的議會。它只有十分有限的權力，而且隨時可以被沙皇解散。事實上，一個真正的民主議會是反對沙皇獨裁運動中的激進派的重要訴求之一。
儘管如此，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的左翼──布爾什維克──仍然參加了絕大多數選舉，並且能夠當選杜馬代表。據阿列克謝·巴達耶夫（Aleksei Badayev）所著的《沙俄杜馬中的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 in the Tsarist Duma）》一書中的資料顯示，在1912年選舉中，布爾什維克贏得了一百萬產業工人中88%的支持。
在當時屬於俄羅斯帝國的芬蘭，1905年的革命後，沙皇於1907年讓步容許當地設立一個有限度的議會。1908至1916年間，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憑借第二次「俄羅斯化」期間組建的俄羅斯帝國軍軍官政府，幾乎完全剝奪了芬蘭議會的權力。幾乎每年都會解散並重選議會。當芬蘭社會民主黨(SDP)在1916年大選中贏得了多數時，沙皇又一次關閉了議會。
因此芬蘭未曾經歷過長期穩定的政治環境，不同於考茨基所在的德國或是芬蘭的鄰國瑞典那樣。在那些地方改良主義的思想更為強勢，愈來愈受工會官員和議會代表所把持的社會主義黨派也越發官僚化。
布蘭克把芬蘭社民黨的選舉勝利歸因於「階級意識的耐心組織和教育」。這雖然是對的，但他忽視了諸多事件——尤其是戰爭——所帶來意識上的戲劇性變化。芬蘭未曾經歷過穩定的、全面的經濟增長，在很多方面這與俄國的經驗更加相似。俄羅斯與芬蘭的社會主義者也不斷進行對話，布爾什維克對民族壓迫問題的正確舉措與對芬蘭自決權的支持加深了這種聯繫。
在1917年6月的芬蘭社民黨代表大會上，俄羅斯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亞歷山德拉·柯倫泰（Alexandra Kollontai）關於社會革命和芬蘭獨立權的呼籲贏得了雷鳴般的掌聲。布爾什維克們是堅定的國際主義者，這一點可以從他們領導層中的許多猶太人、格魯吉亞人、烏克蘭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人士得以反映。
那種認為芬蘭社會主義者「受到奧托·庫西寧（Otto Kuussinen）為首的一批年輕『考茨基主義者』所指導」的觀點是一種非常片面的概述。庫西寧在1918年5月芬蘭白軍勝利後逃離芬蘭，於年底加入了布爾什維克並在流亡中成立芬蘭共產黨。不幸的是，他後來站在斯大林的陣地反對托洛茨基。考茨基的著作確實被芬蘭社會主義者廣泛閱讀，但這只持續到1917年為止，俄國革命的豐富經驗給予他們更有用的理論思想。
芬蘭革命是如何開展的
芬蘭革命在社民黨1917年的選舉失敗後爆發了。隨著罷工和示威的升級，國內的氛圍越來越緊張，芬蘭的資產階級組建了武裝志願軍對抗社會主義者，準備把社會主義運動和一個芬蘭布爾什維克的威脅扼殺在搖籃中。
社民黨的領導、工聯（工會聯盟）、赤衛隊（工人的武裝自衛軍）組成起新的組織：革命中央委員會。委員會發起了一次大罷工，以展示反對資產階級的力量。總罷工癱瘓了整個芬蘭，工人蓄勢待發準備奪取政權。然而此時工人領袖在未來的道路上發生了分裂，總罷工被取消了。這個關鍵的錯誤給了統治階級重新動員的機會。
受德國支持的芬蘭資產階級隨後發起了一場內戰，20000人因此喪生，布蘭克根本沒提到這些。在那些老闆們勝利之後，超過10000名抗爭者被處決，芬蘭人口的大約5%被送進了政治集中營。如果你把芬蘭革命視為理想中的「通向社會主義的民主道路」，這可不是一個你可以忽視的次要記錄。這次可怕的失敗把芬蘭變成了21支帝國主義軍隊入侵新生蘇聯的跳板，其中包括了美軍在內，他們的目標是要在俄羅斯復辟資本主義制度。1921年布爾什維克擊退了這次入侵，但當中的巨大代價就是犧牲了他們所試圖建立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
為什麼俄羅斯革命仍然重要
資本主義政黨、政府、資本家們僱傭了一大批御用文人，他們編造出海量的著作來歪曲和詆毀布爾什維克革命。學生們被灌輸1917年蓬勃發展中的真正人民革命，被一個叫做「布爾什維克」的陰謀團伙所領導的叛亂所騎劫，並由此建立起了獨裁政權。資產階級所有關於1917年的歷史都只不過是這個主論調的變體，他們沒法接受勞動人民可以做出選擇並成功開始建立起工人民主政府的事實。不幸的是，布蘭克也對這個虛假但廣為傳播的說法俯首帖耳。
1917年2月俄羅斯爆發革命，沙皇被關押了起來，但接下來掌權的臨時政府、聯合政府既不敢挑戰資本家和大地主的權力，又妄圖繼續帝國主義的戰爭。在接下來的八個月中，布爾什維克——他們的杜馬代表因為反對戰爭被驅逐出議會——越來越受歡迎，幾乎有二十五萬人加入了黨。
工人委員會
在革命形勢快速發展的時期裡，工人階級會用他們認為可行的一切組織來推動進步。比如在罷工中，工人們會趕製出各種各樣的組織用來給他們活動的空間以超越緩慢的——有時甚至是過度集權的——官方工會制度，類似的例子出現在去年美國西弗吉尼亞州發生的歷史性教師罷工。這些機構可以補充抑或與現存的工會機構發生衝突。
在1905年的俄羅斯革命中，來自首都聖彼得堡各個工作場所的三、四十名工人一起組織起了政治性的總罷工，罷工委員會的代表直接在工作場所產生並可以隨時被召回。這成為了第一個「蘇維埃」（俄語意為「委員會」），這種組織的方式允許工人完全參與到決定革命的方向中。正因為它符合運動的需要，這個典範迅速在全國範圍傳播開來。
1917年二月革命後，當大部分布爾什維克領袖仍在流亡時，工人階級就重建了蘇維埃，主要來自農民的水兵和士兵也組建了自己的革命代表組織。這些組織經常舉行選舉，可以隨時反映大眾的情緒及意見，最後都併入了由工人、士兵和水兵代表共同組成的全市委員會。這是在有史以來所有被創立的民主形式中，最靈活、最民主、最透明的一種。
儘管未能在蘇維埃中取得大多數，布爾什維克仍然為工人權力最清晰的途徑做出號召：「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他們為了一種沒有資方代表的更全面的民主而奮鬥。面對著布爾什維克可能在蘇維埃中佔多數的危險，資產階級在科爾尼洛夫（Kornilov）將軍的領導下於9月發動了一次未遂的軍事政變，其陰謀被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們所粉碎。
在十月的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佔多數的布爾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左翼（一個主要的農民政黨）取代了倒台的臨時政府並開始採取實際措施以剝奪地主和資本家的權力。他們派出工人和士兵去控制所有政府機關，去逮捕舊軍隊和資本主義國家的頭目。這些「殘酷的」行為是顛覆資本主義的行動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在俄羅斯實施它們更是具有重大的意義。革命中的起義措施造就了一場幾乎不流血的革命。
蘇維埃在俄羅斯奪權後的幾天內，他們就宣佈結束戰爭、把所有土地給予農民、取消了所有地租、沙俄的殖民地可以自由宣佈獨立、對女性的歧視和不平等被禁止、通過快速離婚的權利、銀行收歸國有、以及同性戀合法化。
在布爾什維克的戰略中，革命要蔓延到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乃至整個世界，如果他們能夠如願以償，那麼建立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世界將首次成為現實的前景。十月革命的消息傳遍了世界，每一個老闆在乾草叉靠近時都會驚慌失措。
雖然革命的初期幾乎是不流血的，但當地主和資本家勾結外國帝國主義列強掀起內戰時，俄羅斯處處發生了嚴重的暴力事件，芬蘭也被捲入其中。參加了芬蘭革命的許多芬蘭社會民主黨左翼工人領袖相信，總罷工可以迫使資本家們接受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議會改革，然而恩格斯在很久以前就警告過革命半途而廢的危險。布爾什維克和芬蘭社民黨都植根於工人階級，但兩者關鍵的區別在於，布爾什維克對於革命進程中的工人階級力量有著清晰的願景，且他們有著正確的組織形式，能夠領導決定性鬥爭直至勝利。
議會、國家和暴動
馬克思反對由少數團伙依靠密謀活動領導的「暴動主義（insurrectionism）」，他支持群眾運動，列寧和早年的考茨基都同意這種觀點。而十月革命正是一次群眾民主運動，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權力的行動是自衛性的舉措，是為解除科爾尼洛夫叛亂迫在眉睫的威脅。
但布爾什維克從不畏懼在關鍵時刻採取「非法的」果斷舉措，因為他們知道不這樣做就等於為反革命打開大門，而粉碎工人的勝利果實。議會的立法在俄羅斯無法終結地主所有制和資本主義，也不會在其他任何地方達到這種效果。例如在美國，當奴隸主的財產權被法律威脅時，他們迅速做出了反應：發動美國本土上最血腥的戰爭——南北戰爭。
資本主義國家擁有一切捍衛現行經濟制度的機構：警察、法庭和監獄。馬克思的同志恩格斯在研究了階級社會中國家的歷史後，總結出了規律：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這個工具讓資本主義在免於不斷地階級鬥爭的情況下統治下去。他還在最後的總結中補充道，資本主義治下的國家「可以被簡化為一群武裝人員」，他們的工作是維護現狀。據此我們將議會視為用於維護資產階級權力的機構。然而布蘭克的論點卻與之相反，他宣稱我們應「專注於為政體民主化而奮鬥」，該主張暗示著合法的改革可以改變國家的性質。
我們認為，社會主義者應當揭穿資本主義的偏見來挑戰國家概念，借助這種形式來與之鬥爭。我們也為所有可能的民主化改革而鬥爭，包括警察在內的國家武裝力量改革也不例外。但我們這樣做是為了揭露國家改革所受到的限制，並闡述制度性變革的必要。比如，通過建立強大的群眾運動以反對警方暴力，不僅可以減少警察的濫權執法，還能夠贏得重要的改革，對飽受警察暴力之苦的社群產生積極影響。但是到頭來警察還是會讓工人和其他被壓迫者「各安其位」，憑此保衛資產階級的利益。唯一可以結束這種情況的辦法只有革命式變革。
雖然許多美國工人把資本主義國家機關看作是中立持平的，但其他工人從自身經驗中更清晰地看到它露出的馬腳。非裔美國人往往認為美國這個資本主義國家根本既不民主，也不公正，而且是壓迫制度的一部分。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而言，甚至大部分資本主義的「民主」議會都只是在維護階級統治。如果議會不再為他們服務，他們就會試圖破壞它。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表示，「民主共和制是資本主義所能採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因為資本「十分鞏固十分可靠地確立自己的權力，以致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無論人員、無論機構、無論政黨的任何更換，都不會使這個權力動搖」。這就是為什麼那麼多工人階級在保衛民主的同時，也感覺到政府不過是億萬富翁操縱的傀儡。
議會中的社會主義者
在社會動盪時期，議會中的社會主義者對群眾運動起著關鍵作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英國，工黨中的「戰鬥派（the Militant tendency , 社會主義替代的姊妹組織）」發起並引導了上百萬人加入反對英國政府新徵收的人頭稅的「反人頭稅運動（Anti-Poll Tax campaign）」。超過一千萬人參與到罷稅運動中，迫使時任首相的柴契爾辭職。所有戰鬥派的市議員和參議員被威脅要為罷稅運動坐牢，然而大多數工黨的議員團幾乎未給這個試圖抗拒法律的運動提供任何支持，科爾賓是少數例外的國會議員。
市議會、立法機關和國會對工人階級來說從根本上就是守舊和反動的。一旦工人代表進入了這種機構，統治階級就用它全部歷史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力量來告訴他們大改革是不切實際的。傑瑞米·科爾賓當選英國工黨黨魁以來，對他左翼政策最大的支持來自該黨的基層，最大的阻力來自該黨當選的多數議員，這絕非巧合。
儘管困難重重，但在資產階級機構中爭取和贏得席位仍然是為社會主義變革獲得群眾基礎的重要部分。社會主義替代把社會主義者的參選看作是擴大與建設群眾運動的好時機，贏得的勝利也可以鼓舞工人階級進行自我組織。
西雅圖的市議員卡莎瑪·薩旺特（Kshama Sawant）作為一名社會主義替代的成員，利用她的席位為變革而奮鬥。例如她不把最低時薪十五美元的勝利視為終點，而看作是為了增強工人階級參與鬥爭的自信與意願的手段。
當社會主義者進入資產階級國家機關後，為確保他們不忘初心，我們需要正常運作的健康群眾組織以及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通過其民主機構可以確保其問責制。這些代表不但應在競選運動中拒絕接受企業主的政治獻金，而且應將其議席收入只保留相當於一個工人工資的份額並把剩餘資金捐回運動。
馬克思主義者的標準更高。布爾什維克黨和共產國際在1919年制定的政策規定得十分明確：資產階級議會代表的日常工作必須直接向黨負責，他們的工作要納入黨更廣泛的政治工作。這種做法蘊含的大部分理念都源於對德國社民黨議員行徑的反思——他們以壓倒性多數投票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戰，馬克思主義因為他們的破壞而損失慘重。
革命運動用得上議會嗎？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爆發了自1917-1923年以來最廣泛的革命浪潮，當時大多數工人運動並不採取「議會鬥爭」的道路：1968年法國總罷工具有革命性意義；在1975年的葡萄牙革命中，工人們通過佔領和直接群眾運動的方式將他們的工廠自下而上地國有化；而1979年伊朗革命時，在什葉派教士階層領導的毛拉反革命運動成功前，工人們自己組織的「休拉斯（Shoras，委員會）」組織在全國各地如雨後春筍湧現。
相比之下，1970-1973年的智利革命似乎確實走上來了議會鬥爭之路，社會主義政府的當選加速了當地事態的發展。此地的工人們也開始建造替代組織結構來抵禦資本主義國家。「警戒線（Cordones，當地的革命委員會）」 幫助協調工廠佔領運動和糧食分配。但是當工人階級要求政府將他們武裝起來，以抵制受美國支持的潛在軍事政變時，社會主義的議會領袖卻猶豫不決，盼望與智利的統治階級達成妥協。運動失敗了，皮諾切特（Pinochet）將軍在美國支持下血腥鎮壓了革命，處決了超過4000名社會主義者和工會活動家。
在這段革命多發的時期裡，斯大林主義政黨總在工人運動中主要起著非常消極的作用，他們不斷尋求與資本主義取得和解，就像社會民主黨人在1917年後所作的一樣。而在所有這類革命中，缺少的是這樣一個工人運動的領導層：他們透徹地瞭解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基於他們的認知制定必要的戰略，以領導運動走向勝利乃至建立一個工人階級掌權的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
左翼政府的前途
用軍事獨裁的手段來阻止激進的改革——這是「第三世界」國家統治階級的常用手段，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屑於採用。但是實際上所有的統治階級都準備用極端手段保衛自己的權力。德國的、意大利的和西班牙的統治階級曾訴諸於法西斯；在西班牙、希臘和葡萄牙，右翼獨裁政權甚至持續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
1975年，英國君主發動憲法政變，解散了澳大利亞左翼工黨政府。1982年英國政治家克裡斯·穆林（Chris Mullin）在其撰寫的暢銷書《英式政變（A Very British Coup）》中，探討如果英國選舉出左翼工黨政府，也會遭遇類似的發展前景。只要工人階級真正嘗試借用議會或國會實施社會主義政策，國家一切合法和非法的機構都會被用來破壞這一企圖。資產階級已經對如此時刻嚴陣以待，而工人階級更不能鬆懈下來。
桑德斯政府若想成功贏得全民醫保等核心訴求的實現，就需要得到街道上和工作場所中群眾運動的配合，也離不開來自站在勞動人民和受壓迫者利益上的獨立左翼政黨及其鬥爭綱領的支持。而這樣的政黨應當爭取在國會、各州立法機構和市議會中獲得絕對多數的席位。然而，要對付有史以來世界上最強大的統治階級，對資本主義國家有著清晰認知的領導層會是決定性的。
在美國，統治階級曾指責革命社會主義者鼓吹「推翻政府」的陰謀，令我們遺憾的是，布蘭克竟隨聲附和如此荒謬的說法。馬克思主義者力圖贏得工人階級的大多數乃至全體人民的支持，使之成為社會主義變革的必要條件。
不過，我們同樣相信，只要社會的民主意願侵犯到資本家的權力和特權，那麼統治階級將無法容忍它；如果民主不服務於他們的利益，他們就會設法堵塞民主的通道。在20世紀30年代，國會調查了一起針對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總統的軍事政變陰謀，組織這場政變的是美國統治階級的一派，因為他們甚至無法忍受如「新政」這樣的有限度的改革。
革命組織
布蘭克的文章不僅未能充分認識到國家的性質，而且忽視了資本主義民主的局限性，卻繼續論證可以在資產階級議會框架下贏得社會主義。他的目的是為駁倒俄國革命，篤信其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可能成為今天的典範。除了他對於暴動主義（insurrectionism）的稻草人謬誤，他還從根本上反對工人階級需要扎根於自己的革命組織。
然而，一個瞭解資產階級民主局限性的群眾性革命黨，對於人類向社會主義成功過渡是至關重要的。如此政黨必須對於前景有著清楚的認識，對於工人階級面臨的任務有著明確的理解。它將努力在國內外建立一個共同組織，通曉歷史的教訓，以便在工會內，在更廣泛的政治組織裡，乃至在勞動人民和受壓迫者的一切鬥爭中為其理念而戰。
我們現在正跨入美國一個政治上更加動盪不安的新時期。資本主義利用「共產主義威脅」製造恐慌的時代已經煙消雲散，對市場的狂熱和斯大林主義也雙雙瓦解冰泮。2013年，社會主義替代的候選人薩旺特在西雅圖市議會中出人意料地獲得了96,000張選票，這標誌著社會主義在新生代的復甦。該勝利是左翼浪潮的一部分，它為桑德斯2016年參與競選鋪平了道路，還轉而引發了DSA成員的激增。
在我們集中精力為社會主義而奮鬥之時，我們的運動也必須熟悉那些將決定我們前進道路的陷阱和機遇。布蘭克的文章並未描繪出他那循規蹈矩的線性社會主義道路的經濟背景。社會民主黨派興起的1890年代或 西方「福利國家」如日中天的1950年代，不可能再度回到我們的面前。而我們正處在一個資產階級發展經濟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的階段，危機和不穩定是其永恆的特徵。這將激起社會的劇變，並從根本上改變工人階級意識。在這一時期，社會主義者將面臨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崛起交織著新時代改良主義的複雜局面。
社會主義者必須運用議會，但我們也得理解這些機構代表著什麼，理解對社會主義者而言其中潛藏著怎樣的危險，
資本家無數次嘗試把馬克思埋葬於土裡，但他的思想老是陰魂不散。以馬克思主義來判辨我們世界即將發生的變化，來剖析我們歷史的教訓，工人階級就將找到進步的出路，以取締資本主義所有腐朽墮落的體制，為全人類建立起社會主義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