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18,辛巴威正式擺脫了白人少數民族統治
Leonard Chiwoniso Mhute 與Liv Shange Moyo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
1980年4月18日,辛巴威正式擺脫了白人少數民族統治,獲得了自由。 談而此後的四十年,當地民眾並沒有迎來自由,而是向大企業和帝國主義的妥協、有限度的改革、在奴役和粗暴的民粹主義之間遊走、經濟崩潰、古庫拉洪迪(Gukurahundi,辛巴威政權1980年代向少數民族發起的一系列屠殺)、血腥鎮壓、腐敗和不公正選舉所定義。 現在是社會主義「奇穆倫加」(chimurenga,辛巴威修納語,意指自由)的時候了。
在辛巴威非洲民族聯盟(ZANU)和辛巴威非洲人民聯盟(ZAPU)對抗伊恩·史密斯(Ian Smith)殘暴的 「白人專政 」政權的內戰持續了15年之後,辛巴威在1980年3月舉行了選舉。 投票結果是羅伯特·穆加貝(Robert Mugabe)的辛巴威非洲民族聯盟-愛國陣線 (ZANU(PF))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而南非種族隔離政權、英國和美國可恥地為其傀儡候選人穆佐雷瓦(Abel Muzorewa)提供資金和武裝暴徒。 自詡為 「社會主義 」的ZANU(PF),其部隊在解放戰爭中承擔了最大的角色,他們數以萬計的青年戰士被殺,因此可以理解他們為何贏得了渴望變革的群眾之信任。
ZANU(PF)的勝利
ZANU(PF)政府在成立的最初幾年裡,實行了免費的初等教育和低收入者免費醫療等改革。 國家為小農提供種子、化肥、貸款和價格管制等協助。罷工浪潮促使政府大幅提高了最低工資。
儘管採取了這樣的措施,使人們鬆了一口氣,並對未來寄予厚望,但很快就感受到了新秩序的局限性——旨在維護資本主義的新秩序。
雖然是非洲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但是辛巴威的經濟仍由少數幾家跨國公司,特別是英美資本和羅荷集團(Lonrho)主導,這些公司出口原材料和煙草,在偷來的土地上開採和耕作。 大多數工農仍然和殖民統治時代一樣:在面積細小的土地上耕種。
在社會民主幻想的引領,與民族主義和遊擊隊主義對工人階級的不信任感的助長下,加上中國和俄國的 「共產主義 」支援者的鼓勵,ZANU和ZAPU的領導人開始著手建立 「混合經濟」,以 「逐步實現社會主義」。
但相反的是,他們很快就掉進了新殖民主義貿易逆差這個簡單的數學陷阱:原材料出口的收入必然地不足以抵銷機器和製成品的進口開支。於是,國家債務不斷增加。
IMF的「改革」
從戰爭中恢復過來的辛巴威經濟曾出現過短暫的繁榮,但到1982年就陷入了危機,再也沒有真正恢復過來。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實施了一個短暫的 「改革方案」,包括凍結工資、取消糧食補貼和辛巴威幣貶值,隨後,辛巴威試圖獨立自主地在福利和緊縮之間取得平衡。 從史密斯時代保留下來的保護主義資本管制被放寬,以吸引外國資本,並許諾將讓他們帶走更多的利潤。
跨國公司的加劇剝削,與利用資本主義國家來改革工人階級和農民多數人的生活條件的「混合」嘗試很快就失敗了。 辛巴威滑向了典型的新殖民主義債務陷阱。 到1990年,國家債務佔GDP的48. 4%。
不改變資本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經濟結構,意味著貧困和剝削對人民群眾來說依然存在,而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穆加貝很快就顯示出了他的真實本質。 迫在眉睫的土地改革需求沒有得到落實。 民眾的實際人均收入沒有增長。罷工的工人受到史密斯政權遺留下來的嚴酷法律所鎮壓。
「古庫拉洪迪」
隨著工人、農村貧困人口和有抱負的精英階層的挫敗感增加,政治緊張局勢也在升溫。 ZANU很快走向了一黨專制。 第一步是1983-1987年的古庫拉洪迪種族屠殺事件,估計有2萬名恩德貝勒族(Ndebele)平民被陸軍第五旅以鎮壓「異己分子」的名義屠殺。 這種恐怖迫使其競爭政黨ZAPU瓦解成為ZANU的「愛國陣線」。
但於此同時,社會也取得了一些真正的成果,如運作良好的教育和衛生系統。 在1980-1990年期間,中學入學率幾乎增長了10倍。 到1991年,預期壽命從55歲提高到59歲,其他健康指標也提高了。 產婦死亡率已降至每10萬名新生兒中的251人。 但到1992年,產婦死亡率飆升至350/100,000,到2019年則是458!
從產婦死亡人數表明,政府在1991-1995年實施的經濟結構調整方案(ESAP)如何將有限的改革成果全部化為烏有。
經濟結構調整方案
早在1989-1991年,反革命在斯大林主義集團恢復資本主義的同時,辛巴威政府就已經向右轉,逐步採取了適應大企業、削減價格和資本管制以及社會開支的措施。 這些試探性的步驟是為了啟動ESAP的全面反改革而採取的。 ESAP計劃試圖在保留政府控制的同時,重新確立全球資本對經濟的剝削性影響,這與IMF和世界銀行自1970年代以來對許多新殖民主義國家實施的結構調整方案不同。
雖然是「土炮」政策,ESAP沿用了IMF/世界銀行的結構調整模式,貶值貨幣、放鬆管制、削減政府開支——這為世界市場的橫行統治開闢了道路。 例如,大幅削減衛生和教育經費、增加學費、取消消費品補貼。
其結果是災難性的,特別是在實施ESAP同時,正值反覆發生乾旱、南非發動新的侵略性貿易政策。 工業生產下滑,小企業和地方企業倒閉,通貨膨脹率急劇上升,達到50%。 實際工資在第一年下降了35%。 到1993年,工資比1986年的水準低25%左右,低於1970年代以來的任何時期。
起初,工人、學生和無地者被這些打擊震驚了,他們展開了一波又一波的抗爭。 罷工和騷亂成為城市地區的常態,抗爭在1997年的大罷工中達到頂峰。 罷工迫使公共部門和農場的工人工資分別提高了36%和40%。
左搖右擺
當局的反應是搖擺於讓步和鎮壓之間。 1997年,政府向退役軍人支付40億辛巴威幣,同時警察和軍隊對罷工進行了鎮壓。 民粹主義被用來轉移視線,例如聲稱罷工背後有 「白人農場主的陰謀」 ,同時還企圖在1998年通過介入剛果民主共和國的鑽石戰爭來積累資本。
ZANU-PF在土地問題上加緊了「激進」的言辭,但這些姿態無法遏制不斷升級的爆炸性呼聲。 在ESAP之後,社會間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呼聲越來越高,尤其是來自沮喪的前小企業主。 該政權發起了一場憲法改革運動,並允許無償徵地,並讓穆加貝繼續掌權。
戰鬥性高的辛巴威工會大會(ZCTU)是1990年代鬥爭的主要力量,它在1997年召開了一系列勞動人民大會。 在這個平臺上,一個新的政黨──民主變革運動(MDC)於1999年誕生了。 MDC立即挑戰ZANU-PF權力,以憲法爭議作為主要的重心。
2000年2月,當地舉行了憲法公投。 決定性的反對票對該政權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不久之後,辛巴威非洲民族解放軍(ZANLA)的退役軍人對白人擁有的農場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入侵。 到2002年,通過快速土地改革計劃,土地入侵合法化,幾乎所有白人擁有的農場都被接管(通常是以暴力的方式)。 成千上萬在這些農場工作和生活的農場工人被驅逐。 大片大片的土地被黨內親信和官僚從政權內部侵佔,他們利用這些戰利品試圖「重啟」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過程。 雖然成千上萬沒有土地的家庭也獲得了土地,但他們幾乎沒有得到政府任何農業生產的支援。 大規模營利性農業幾乎崩潰。 但隨之而來的不是像真正的工人和社區控制的社會主義土地改革那樣,有計劃地努力進行可持續的生產以滿足需求,而是混亂和極端的糧食短缺。
混亂的土地改革計劃使辛巴威陷入新的危機。 除了糧食產量和出口收入的大幅下降外,國際金融機構還以侵犯私人財產的主要罪過為由,抵制辛巴威政權。 外匯完全枯竭,惡性通貨膨脹加劇。2008年11月最嚴重的時期,每日的通貨膨脹率是98%,是世界歷史上第二高的。
危機意味著製造業幾乎完全崩潰,失業率超過80%,大量的人想要到國外找工作。
需要新的替代方案
即使在這種絕望的情況下,群眾仍在繼續鬥爭,從2000年開始的一次又一次選舉中,MDC獲得了出色的成績,儘管有血腥鎮壓,加上親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MDC的領導人缺乏真正能打破僵局的辦法。
2008年,儘管辛巴威存在選舉舞弊、綁架、酷刑、拘留和謀殺反對派活動人士等行為,MDC還是贏得了第一輪總統選舉,但在軍方支援的政權對民眾發動的新一輪恐怖襲擊面前,該黨做出了讓步。 MDC退出了第二輪選舉,而穆加貝再次「獲勝」。 該政權通過恐怖手段消除政治威脅的模式再次被採用──在「選舉」之後,飽受打擊的MDC進入了民族團結政府(GNU)。
在接下來的8年裡,GNU使群眾鬥爭陷入了死胡同,並給政權留下了鎮壓的自由空間。 在如何分配諸如農田和馬蘭吉鑽石田等資產的問題上,黨和國家內部的派系鬥爭仍在繼續。 在此期間,2009年放棄辛巴威幣之後,辛巴威的經濟部分穩定,但除了少數人之外,其他所有人的生活都處於災難性的狀態。
2016年,新的鬥爭浪潮開始生根發芽。 其導火索是對進口商品實行近乎全面的禁止,這激怒了非正式貿易商,但多年來,緊張局勢一直在加劇,尤其是因為國家內部日益公開的派系分裂。 從網路運動開始,#thisflag(這面旗幟)和#tajamuka/sesijikile(反抗者)激發了大規模街頭抗議和靜坐。 尤其是這些年輕人表現出了一種新的意願,即不顧國家的血腥鎮壓,毫不疲憊、毫不畏懼地挑戰政權。
面對民眾的抵抗,分裂的ZANU-PF陷入了更深的內部危機。 2017年11月,一場軍事政變迫使執政37年的穆加貝辭職。 儘管披著群眾抵抗運動的外衣,在埃默森· 姆南加古瓦(Emmerson Mnangagwa)領導下的後穆加比ZANU-PF政權有著更加兇殘的獨裁性格。 它的支柱是國家的軍事商業核心,現在例行性地部署士兵鎮壓抗議活動就表明瞭這一點。
姆南加古瓦政權本身也充滿了分裂,無法解決辛巴威民眾面臨的任何關鍵問題。 為了讓辛巴威「對商業開放」,政府啟動了IMF支援的緊縮政策,加上政府親信的普遍掠奪,用姆南加格瓦自己的話說,這使得經濟「死氣沉沉」。 從外匯到燃料、化工、醫藥、食品、電力和水,一切都處於短缺狀態。 通貨膨脹率估計超過500%。
在短暫的喘息之後,這個政權面臨著不斷的不滿。 當它在2019年1月將燃油價格提高130%時,全國爆發了總罷工。 罷工被士兵鎮壓,數十人被殺、強姦,數百人受傷。 然而,罷工很快又恢復了。 2019年,教師罷工成為了一種常態,最近幾個月,學生也加入了罷工行列。 2019年9月,醫生和其他醫護人員開始罷工,這已經持續了創紀錄的時間,目前還沒有完全解決。 事實上,它仍在以一種官方的緩慢方式進行,無論如何,到冠狀病毒襲擊非洲時,醫院和診所幾乎還沒有任何醫療用品,更不用說水和電了。 2020年3月,護士工會宣布罷工,不僅要求提供個人防護設備,還要求提供水等基本用品,以便在一個據稱共有7台呼吸機的國家裡有機會抗擊疫情。
社會主義「奇穆倫加」至關重要
隨著4月18日「自由」40周年的臨近,新冠肺炎大流行將以一種難以想像的方式襲擊辛巴威和整個非洲。 這個國家正處於為期21天的封鎖之中,處於大規模的氣候變化導致的乾旱之中,數百萬人在挨餓,城鎮的居民面臨數月缺水。 為生存而進行的日常鬥爭將不可避免地在一段時期內佔據主導地位。 但是,辛巴威人民已經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不管條件多麼殘酷,鬥爭總有辦法浮出水面。
隨著抗議活動的再次出現和進一步發展,群眾必須尋求另一種方式來引導他們的反抗。 關鍵的一步將是制定一個能夠激勵、團結和維持群眾的方案,採取必要的行動,使反對現政權的鬥爭達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並建立一個體現這種結果的群眾黨。
最近ZCTU提出的在全國各地召開勞工論壇的倡議可以同社區和青年論壇一起發展,為這項任務所需的討論創造平臺。 辛巴威的危機也是革命領導權的危機;在真正獨立的工人階級和窮人組織中出現了真空。 MDC一再表明,它已經沒有出路了。 它曾宣佈2020年為群眾抗議年──但他們又一次提出了一個空洞的方案,把 「對話」、「權力分享 」和帝國主義放債人的認可作為最終目標。
「自由」辛巴威的死胡同其實就是資本主義的死胡同。 各種代表與這個生病的、分裂的新殖民主義制度(以及它的新自由主義和國家監控的版本)的妥協思想──不論是社會民主主義、激進的民族主義、泛非主義、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都曾被嘗試過,但最終還是失敗。 真正的社會主義轉型,建立在以民主的方式組織起來,從極少數的權貴和公司精英到手中奪取控制國家的大量資源,並用於被剝奪的群眾──這就是新一代人運用過去鬥爭的所有豐富經驗來實現的「奇穆倫加」。